第一章

　　我是間諜，是臥底，是特務，是雙面人。我也是雙心人，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雖然有人把我當成漫畫書或恐怖片中某種受誤解的突變人，但其實不然，我只是能夠看到任何一個問題的兩面。偶爾我會沾沾自喜地視之為一種天分，儘管無可否認地，這種天分微不足道，卻可能也是我的僅有。但又有些時候當我細細思索，發現自己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觀察世界，便不禁納悶我所擁有的真能稱為天分嗎？畢竟天分應該為你所用，而不是被它所用。你無法不使用的天分，主宰著你的天分──我必須承認，那是一種風險。不過開始這番自白的那個月裡，我看世界的方式似乎仍是利多於弊，有些危險一開始總是這樣。
　　我要談的是四月，最殘酷的一個月。在這個月裡，已經持續許久的一場戰爭終將結束，戰爭的方式亦然。這一個月，對於只占世界一小部分的我國人民至關重要，對世界上其餘的大多數人卻毫無意義。這一個月，結束了一場戰爭也展開了……怎麼說呢？說「和平」不太對，不是嗎，親愛的司令？這一個月，我關在已經住了五年的別墅裡等待尾聲，別墅的牆頭嵌著褐色玻璃碎片閃閃爍爍，上頭纏著生鏽的蛇籠網。司令，我在別墅裡有自己的房間，就像我在您的營區也有自己的房間。當然，我那房間有個正式名稱叫「隔離牢房」，而您提供給我的不是每天來打掃的清潔工，而是一個完全不打掃衛生的娃娃臉警衛。但我不是抱怨。寫這份自白唯一的必要條件是隱密，不是整潔。
　　雖然晚上在將軍的別墅享有足夠的隱私，白天裡卻幾乎談不上。我是將軍手下唯一住在他家的軍官、唯一單身的幹部，也是他最信賴的助手。早上，在我開車送他到距離不遠的辦公室以前，我們會共進早餐，在柚木餐桌的一頭分析戰報，他妻子則在另一頭照看四個教養良好的小孩，年紀分別為十八、十六、十四和十二歲，還有一個空位是為了在美國讀書的女兒留下。或許不是每個人都害怕死亡，將軍卻是明顯害怕。精瘦英挺的他是個沙場老將，曾經獲頒許多勳章，都是實至名歸。雖然被子彈與榴霰彈奪走三根指頭，如今只剩九隻手指與八隻腳趾，但只有家人與親信知道他左腳的狀況。他野心勃勃，幾乎什麼都阻擋不了他，只是很喜歡弄一瓶上等的勃艮地紅酒，找幾個不至於笨到在酒裡加冰塊的同伴一起享用。他依序是個美食主義者與基督徒，是個相信美食與上帝、相信妻子與兒女、相信法國人與美國人的信徒。在他看來，法美人士為我們提供的指導協助，遠多於其他那些以妖言魅惑我們北方友邦與幾個南方友邦的邪惡外國人士，諸如馬克思、列寧與毛主席等。其實他從未拜讀過這些哲人的著作！身為副官兼低階情報官的我，職責就是為他準備關於《共產黨宣言》或《毛語錄》之類的小抄，他自己會找機會炫耀他對敵人思想的了解，而他最愛引用列寧提出的問題，一有需要便加以剽竊。他會用金剛石般堅硬的指節敲打著剛好在面前的桌子，說道：各位，該怎麼辦？即便告訴將軍其實車爾尼雪夫斯基也提出過同樣的問題，還以此為名寫了一本小說，似乎也無關緊要。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車爾尼雪夫斯基？重要的是列寧，是將這個問題納為己有的那位行動派人物。
　　在這有史以來最陰鬱的四月，面對這個「該怎麼辦」的問題，向來總能找到解決之道的將軍也無計可施了。一個相信「文明使命」與美國作風的人，內心終於受到懷疑啃噬。突然間夜不成眠的他開始在別墅裡四下遊盪，臉色慘白泛青，宛如瘧疾病患。自從數星期前的三月裡，我們的北方防線失守後，他便會冷不防地出現在我辦公室或是我別墅房間的門口，傳達一些零星消息，而且總是令人鬱悶的消息。你相信嗎？他會如此問道，而我只會有兩種回答，一是「不相信，長官！」一是「不敢置信！」我們無法相信那個氣候宜人、風景如畫的「咖啡城邦」美蜀，我的高地家鄉，竟在三月初遭到劫掠。無法相信總統阮文紹（這名字的發音彷彿巴不得說得人咬牙切齒）不明所以地下令防守高地的部隊撤退。無法相信峴港與芽莊失陷，也不敢相信當老百姓拚命瘋狂地逃上駁船與船隻時，我方士兵竟然從背後開槍射擊，死亡人數成千上萬。我獨自在辦公室時，盡責地偷偷拍下這些報告的照片，與我接頭的阿敏應該會滿意。這些情況象徵著無可避免的政權腐敗，我看了也高興，但仍難免為這些窮苦民眾的困境感到不忍。就政治而言，我同情他們或許是不對的，但倘若母親還活著，她也會是他們其中之一。她是個窮苦人，我是她窮苦的孩子，沒有人會問窮人想不想打仗，也從來沒有人問過這些窮人是想渴死後暴屍近海，還是想讓自己國家的軍人打劫強暴。假如那數千人還活著，他們不會相信自己是怎麼死的，就像我們也不敢相信美國人（我們的盟友、恩人、保護者）拒絕了我們的要求，不再送錢過來。要是真有了那筆錢，我們會用來做什麼？就用來買當初美國人免費贈送的那些彈藥、汽油、武器零件、飛機與坦克。給了我們針頭之後，如今他們故意不再供藥。（將軍喃喃地說，這世上最貴的莫過於免費的東西了。）
　　每當談話用餐過後，我會為將軍點上一支菸，而他往往凝視著前方忘了抽他的「鴻運」菸，任由香菸在指間慢慢燃盡。到了四月中，他被菸灰的刺痛驚醒過來，說了一句不該說的話，夫人立刻制止孩子們的吃吃竊笑，說道：你要是再等下去，我們就出不去了。你現在就該吩咐克勞德準備飛機。將軍假裝沒聽見。夫人的心思精明得像裝了算盤，脊梁骨硬得像個教育班長，即使生了五個孩子，身材依然宛如處子。而包覆著這一切的外表，在我們受過美術專業訓練的畫家筆下，總會以最柔和的水彩與最模糊的筆觸來呈現。簡而言之，她就是個典型的越南女子。將軍對於這樣的好運氣，始終是既感激又惶恐。他揉著被燙傷的指尖，看著我說：我想也該吩咐克勞德準備飛機了。直到他重新端詳受傷的手指，我才覷了夫人一眼，她只挑起一邊眉毛。我於是說道：好主意，長官。
　　克勞德是我們最信任的美國友人，關係親密到他曾偷偷向我透露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人血統。當時同樣喝了田納西威士忌而酒醉的我說，啊，所以你的頭髮是黑色的，也容易曬黑，還能像我們一樣跳恰恰。他說，貝多芬也同樣有十六分之一的血統。我說，難怪你可以把「生日快樂歌」唱得神乎其技。自從一九五四年他在難民船上見到我並注意到我的才華，至今我們已相識二十多年。當時我才九歲，卻很早熟，已經向一位早期的美國傳教士學會不少英語。克勞德的工作應該是救助難民，現在他在美國大使館上班，表面上負責為我們這個慘遭戰爭蹂躪的國家推廣觀光事業。不難想像，做這份工作必須擰乾他秉持著充滿幹勁的美國精神所留下的每一滴汗水。事實上，克勞德是中情局幹員，早在法國人仍統治帝國的時期便來到這個國家。當年的中情局還稱為戰略情報處，胡志明指望他們能幫忙打法國人，甚至在我國的獨立宣言中引述美國開國元老的話。胡伯伯的敵人說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但克勞德認為他是同時看到一體兩面。我從辦公室（位在將軍書房走廊的另一頭）打電話給克勞德，用英語告訴他將軍已經絕望了。克勞德的越南話說得很差，法語更差，但英語程度絕佳。我之所以特別指出這點是因為他的同胞不見得每個人的英語程度都好。
　　都結束了，我對克勞德說這句話時，似乎終於有了真實感。本以為克勞德會反駁說我們的天空可能還會滿布美軍的轟炸機，或是美國空騎部隊很快就會架著砲艇機前來救援，但克勞德沒有令人失望。他說，我會盡量安排，他背後可以聽到細碎的人聲。我想像大使館一片亂糟糟，緊急電報往返於西貢與華盛頓，讓電傳打字機熱過了頭，使館人員毫不歇息地工作，打敗仗的恐懼氣息太過濃烈，連空調也失去作用。在一片火爆氣氛中，克勞德仍能保持冷靜，他在這裡生活太久了，即使置身於熱帶的悶熱氣候也鮮少流汗。他能在黑暗中悄悄潛伏欺近，但在我們的國家絕不可能隱形。他雖是知識份子，卻有獨特的美國人本色，是肌肉結實的划船隊員那一型，還能屈出壯碩的二頭肌。儘管我們這種學者型的人多半都是蒼白、近視、矮小，克勞德卻有一米八八，視力絕佳，每天早上還會讓男僕阿農跨坐在背上，做兩百個伏地挺身來維持身材。閒暇時候他會看書，每次到訪別墅，腋下也總會夾著一本書。幾天後他到來時，帶的是理查．賀德的《亞洲共產主義與東方破壞模式》的平裝本。
　　這本是送我的，將軍則收到一瓶傑克丹尼威士忌──讓我選的話，我寧可收到威士忌當禮物。不過我還是仔細閱讀封面上密密麻麻的字，那些誇張到令人屏息的推薦與簡介可能是從某個迷妹俱樂部的會議紀錄中摘錄而來，除此之外還有兩位國防部長、一位曾經為了找尋真相造訪我國兩星期的參議員，和一位播報新聞時總愛仿效卻爾登．希斯頓所扮演的摩西的知名電視主播，也興奮地嘰嘰咕咕了幾句。從意義重大的副標「了解進而打敗馬克思主義對亞洲的威脅」，便可得知他們興奮的原因。聽克勞德說每個人都在讀這本指導手冊，我便說我也會讀。已經開了酒的將軍卻無心討論書本或八卦，現在首都已經被敵軍十八個師給包圍了呢。他想討論飛機，克勞德一面用手搓著威士忌酒杯，一面說他頂多只能安排一架C-130運輸機暗中偷渡。機上可以容納九十二名傘兵與其跳傘配備，這點將軍應該十分清楚，因為受總統欽點負責領導國家警察之前，他正是服務於空降部隊。但問題是──他這麼向克勞德解釋──光是他的龐大家族就有五十八人，雖然有些人他不喜歡，甚至於鄙視，但倘若沒有將夫人的親戚全數救出，她永遠不會原諒他。
我的屬下呢，克勞德？他們怎麼辦？將軍以精確正式的英語問道。接著將軍和克勞德不約而同地覷著我。我盡可能顯得勇敢。我並非高階軍官，只不過身為副官又是最熟悉美國文化的軍官，因此每當將軍與美國人開會，我都會參與。我的同胞說英語多半略帶口音，即使有些人英語說得和我一樣好，卻幾乎沒有人能像我一樣談論棒球排名、珍芳達為何討人厭，或是滾石合唱團相較於披頭四的優缺點。如果美國人閉上眼聽我說話，會以為我是他的同鄉。的確，我講電話時很容易被誤認為美國人。見到面之後，對方無不對我的外表驚訝萬分，而且幾乎一定會問我怎麼能把英語學得這麼好。在我們這個受美國管轄的波蘿蜜共和國，美國人自然預期我也像其他數百萬人一樣不諳英語，或者只會說洋涇濱英語或帶有口音的英語。我痛恨他們這種預期心態，因此總是迫不及待想證明自己對他們的語言無論說寫都同樣精通。比起一般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我的辭彙懂得更多，文法也更精確。我是雅俗皆通，所以輕輕鬆鬆就能聽懂克勞德形容大使是個「putz」（白癡），是個「jerkoff with his head up his ass」（搞不清楚狀況的笨蛋），死都不肯承認這座城市馬上就要被攻陷。克勞德說，這不是正式撤退，因為我們暫時還不會退守。
　　幾乎從未拉高嗓門的將軍，此時破例了。他大吼道，私底下你們卻捨棄了我們。日日夜夜都有飛機從機場起飛，所有為美國人工作的人都想辦出境簽證，他們都上你們大使館去申請了。你們撤退了自己的婦女同胞，也撤退了幼兒和孤兒。怎麼反而是美國人自己不知道美國人正在退守？克勞德還算懂世故，一臉尷尬地解釋假如宣布撤退，整個城市會暴動，說不定還會對留下來的美國人不利。峴港和芽莊就是這樣的情形，當地的美國人自顧自地逃命去了，留下居民互相攻擊。但儘管有此先例，西貢的氣氛卻異常平靜，大多數西貢市民表現得就像婚姻觸礁的夫妻，只要沒有人明說外遇的事實，就寧可頑強地抱著對方，一直浸在水裡。而這裡的事實是至少有上百萬人正在或曾經以某種能力為美國人工作，無論是擦鞋或是指揮一支由美國人設計、猶如美軍翻版的軍隊，又或是以（在伊利諾州皮奧里亞或紐約州波基普西）一份漢堡的代價為他們口交。他們當中有不少人認為一旦共產黨獲勝（只是他們都不肯相信會發生這種事），等著他們的不是牢獄之災就是被勒殺的命運，至於處女則會被迫嫁給野蠻人。怎麼不會呢？這些都是中情局人員散布的謠言。
　　所以……將軍話聲未畢，就被克勞德打斷。將軍，你有一架飛機，就應該覺得幸運了。將軍不善於求人。他乾了威士忌，克勞德也是，然後兩人握手道別，從頭到尾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克勞德的雙眼。將軍對我說過，美國人喜歡和人四目相對，尤其是從後面捅你一刀的時候。克勞德卻不這麼看待當前局勢。他臨行前對我們說，其他將軍都只設法替近親找機位，即便是上帝和諾亞也救不了所有的人。或者也可以說是不救，反正就是這樣。
　　他們真的救不了嗎？父親會怎麼說呢？他以前是天主教教士，我卻不記得這個可憐的神職人員曾經在講道時提過諾亞，不過坦白說，我去做彌撒時都只顧著作白日夢。然而不管上帝或諾亞能做什麼，但凡是將軍手下的人，只要一有機會，都會拯救自己的上百名血親，外加任何一個付得起錢賄賂的紙上親戚。越南家族的事處理起來複雜又棘手，雖然我偶爾也渴望有個家，可是母親被逐出家門，而我又是獨子，現在還不是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