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雖然經歷過不知多少國家危難 — 從八年抗日、國共內戰、播遷來台、退出聯合國、以及美國南非等友邦與我斷交、轉而承認大陸等事件 — 但是記憶所及，在我有生之年，似乎從未像民國九十五年這樣，有過這麼密集地接二連三、排山倒海而來的變化，給所有台灣人民一種目不暇接，幾乎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更不可思議的是，就國際關係而言，這一年雖然並不寧靜：北韓試爆核子裝置成功，黎巴嫩南部有小規模的國際戰爭，伊朗發展核武遭安理會譴責，油價猛漲後又慢慢回跌，拉丁美洲繼續向左轉，美國在伊拉克陷入泥淖，大體上這一年的國際局勢還可說相當平靜。

只有在對外交通發達，每年有四分之一人口出國旅遊的台灣，才產生如許驚濤駭浪的「大新聞」。這些台灣人看來驚天動地的事，從SOGO禮券案，到紅衫軍圍城，到國務機要費案起訴，卻都統統只與國內政治有關。每天翻開報紙或打開電視，特號大字的標題令人目瞪口呆；昨天好像比去年更遙遠，明天又像明年一樣不可預測，每天都是一個驚歎號。

我們奇怪：這些天翻地覆的新聞，外國人怎麼全然不知，也不在意呢？在資訊自由的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在物質上應有盡有，精神上反而成了一個「新聞孤島」，大家都變成了「玻璃娃娃」，戴著一頂塑膠頭盔，與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了。

退休後直到二○○四年，我在各報發表的投書和專欄，總共出版了五冊。去年受這麼多新聞所驅使，共寫了一百零八篇，較往年超過一半還多。承老友三民書局劉董事長振強不棄，仍同意替我出版。雖然把好幾篇應酬文章刪除掉，所餘仍有九十七篇。由於《中國時報》的專欄刊在國際新聞版，探討大陸國際關係的文章因此也歸入國際類，比例上國際與國內約略相當。並不意味我把大陸看作「外國」，這是要特別聲明的。

完全脫離藍綠觀點，平心靜氣回顧這刺激又混亂的一年，純粹客觀地說，仍有幾點趨勢值得注意：

第一，台灣政治兩極化現象較前更甚。台獨基本教義派已經綁架了綠色選民。這些人並非不知道第一家庭確實貪瀆成性，總統與他身邊的人謊話連篇，不可信任。但在政治掛帥前提下，支持民進黨人數未曾顯著減少，這是台灣的道德危機。

其次，在野各黨表面合作，骨子裡猜忌未消。由於宋楚瑜和李敖攪局，南北市長選舉有勝有負，難免使藍營群眾失望。馬英九作為國民黨主席的光環逐漸退色，更加強這些人的焦慮感，也使原本無人置疑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忽然有了變數。

第三，大陸對台灣內鬥置身事外，只透過華府向民進黨政府施壓，可說是最聰明的做法。陳水扁越來越不敢提制憲公投，蘇內閣乘機在對大陸政策上部份鬆綁，雖仍有變卦可能，至少給兩岸關係帶來點曙光。

最後，施明德領導的百萬人倒扁運動雖已煙消雲散，卻已在台灣社會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它是一場未成功的「不流血革命」，讓萬千從未走上街頭的婦女和年輕人忽然對政治有了覺醒，其影響要在幾年後才會呈現。

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名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第一章開首的幾句話，被後人引用了太多次數，難免陳腔濫調之譏，卻仍可作為台灣二○○六年的寫照。二百多年前，他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也是愚蠢的年頭。那是信仰堅定的時期，也是疑慮叢生的時期。那是光明璀璨的季節，也是迷濛晦暗的季節。那是充滿希望的暖春，也是令人絕望的寒冬。」若拿它來形容台灣人去年如坐雲霄飛車的心情，或洗三溫暖的經驗，倒也頗為傳神。

讀者在翻閱本書時，回味狄更斯的千古名言，或許能增加對此時此地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