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其實是一場生前告別式。

我在執行董事室裡，看著桌上的時鐘心想，再過二十分鐘，下班的鈴聲就要響起，與此同時，我長達四十年的上班族生涯也將畫下句點。六十三歲，該退休了。
明天起該何去何從呢？一整天的時間該怎麼打發呢—呃，該怎麼度過呢？
很多人都把話說得很好聽「退休後就可以不顧一切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或「真期待退休，好開啟我的第二人生」，才怪！我覺得他們只是死鴨子嘴硬，他們還沒發現，這種話聽起來不過是為自己加油打氣的自欺欺人罷了。
六十三歲，頭腦和身體都還很硬朗，還有很多可以揮灑的空間，就算要繼續留下來當執行董事，在工作上的表現也絕對不會輸給其他人。

專車大概已經在公司外面等我了。與地位無關，也無關乎員工性別，唯有退休這天，公司會派專用的黑頭車送他們回家。
算算時間，捧著鮮花、彩帶及拉炮的員工或許已經開始在大門口列隊了。
在身體還很硬朗、精神還很矍鑠的情況下，結束自己的上班族人生—是與同事道別、被盛大歡送的一場生前告別式。
我，田代壯介，不只退休這天，應該每天都有黑頭車接送我上下班才對。我可以拍胸脯保證，我有自信進入董事會，工作表現也很優秀，對公司的貢獻絕對不比其他人遜色，最重要的是我比任何人都熱愛自己的公司—然而，現實是我只有退休這天才有機會坐上黑頭車。
在最後一天雇專車送所有退休的人回家，給人一種接受施捨、被看扁的感覺，若是拒絕又顯得太小家子氣。正所謂「急流勇退」，人類的價值取決於退場時那一個轉身。
部下及年輕的晚輩們也都注意著離去之人的言行舉動，連細微的表情變化都不放過。且事後一定會品頭論足地說「笑得好勉強啊。」「肯定很捨不得吧！」我也幹過這種事，再清楚不過了。
明明他們再過不久也會迎來退休之日，沒錯，說穿了「櫻花無論是已經散落的，還是仍在樹上盛放的，終究是要凋零的」。
絕不能讓別人察覺我心裡在想什麼，要不動聲色地坐進專車，要急流勇退。

我的上班族人生止步於執行董事的職位。
而且是在只有三十名員工的子公司，這家專門做現金卡電腦終端處理的公司位於文京區千駄木的住商混合大樓裡。
就拿我迎來上班族人生最後一刻的「執行董事室」來說，也只是用隔板在總務室角落隔出來的一小塊空間。至少在我四十九歲以前，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在聽得見所有員工說話聲音的角落迎接退休這一刻。

我在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出生於岩手縣盛岡市，是世人口中的團塊世代（註：日本戰後出生的第一代），孩子多到在路上跑來跑去，一輩子都在和別人競爭。
那時候的社會風氣並不像現在這麼尊重小孩的尊嚴或人權，根本沒有隱私可言，成績會和名字一起貼在走廊上，明確地區分出「贏家」與「輸家」，這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到現在還記得，為了準備高考而去補習的時候，依學生的程度分成三種班級，級任老師當著全班的面公布分班的事。
「呃︙︙首先是『資優班』的名單，再來是『普通班』的名單，最後才是『放牛班』的名單，請仔細聽好，不要搞錯自己的班級。」
當時就是這樣的時代。
有意思的是，名單揭曉後，愈是分配到放牛班的學生，態度愈是坦然，擺明了「我就是這種貨色」，既不感到害臊，也不會不甘心。反倒是那些自認為應該分到「資優班」的學生，一旦被分配到「普通班」，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有些女同學甚至哭了出來。

我是「普通班」。
這我早已心裡有數，真正令我震驚的是「普通班」與「資優班」之間的差距。「資優班」顯然都是一時之選，「普通班」則都是一群「倒也不是完全不行，但能力確實不怎麼樣」的平凡學生。
我從那個時候就很愛面子，現在之所以不好意思拒絕公司派專車送我回家，視「急流勇退」為座右銘，也是因為愛面子，我從學生時代就很好強。
分到「普通班」那天，我的身體都發熱了。走著瞧，我一定會考上南部高中！
岩手縣立南部高中是以前的舊制中學，也是盛岡市最好的學校，在東北算是數一數二的升學名校。
自創校以來就孕育出許多繼承南部藩精神的知名軍人、政治家；另一方面，也培養出許多足以代表日本的學者及文學家、文化人。
要從「普通班」考上南部高中可以說是比登天還難，但我只有「說什麼也要考上，誰要跟這些什麼特徵、什麼優點也沒有的『普通人』混為一談啊！」的念頭。
結果我的成績有了顯著的進步，就連考上南部高中也不是難事，這麼一來，級任老師又當著大家的面指著我說：
「田代，從今天起，你可以去『資優班』了。」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用了，我要待在現在的班級，我可以自己準備考試，就算是去『放牛班』也沒關係。」
那一瞬間，我不按牌理出牌的反擊無疑嚇到級任老師了。
我當時就學會了「只要態度夠強硬，就能唬住對方」。

南部高中畢業後，我一次就考上東京大學法律系，在應屆畢業生人數多如過江之鯽的時代，等於是一舉攻破最困難的關卡，這可不是光靠面子或強硬的態度就能完成的事，還加上我平時懸梁刺股的苦讀成果。話雖如此，也可能因為我本來就是優秀的人。
東大畢業後，我進入國內首屈一指的萬邦銀行工作，當時是一九七二年，也就是昭和四十七年。
想必父母都以我為榮，父親也是從舊制南部中學考上東北帝國大學，在岩手的大學當教授，每次酒過三巡都會一臉驕傲地說：「這小子比我有出息多了！」仔細想想，父親在我窩在執行董事的「小角落」窩到退休前先去世，未嘗不是件好事。

下班的鈴聲終於響起。我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穿上西裝外套，望向鏡子，大概是藥局的贈品吧！掛在牆壁上的鏡子裡相當於我胸口的位置，印有感冒藥的品名：「感冒快滾」這幾個字，我也得滾了。
我在「感冒快滾」的文字上擠出一抹笑容。這樣剛剛好，笑得太燦爛反而會讓人覺得欲蓋彌彰。
走進大廳，響起如雷的掌聲。全體員工—話是這麼說，但也只有三十個人，異口同聲地對我說：
「恭喜您退休了！」
「請多保重！」
有人拉開拉炮，一男一女的員工出列，獻上鮮花和類似紀念品的小盒子。
「田代董事，隨時歡迎您回來坐坐。」
「大家都在這裡等您。」
我微微一笑，向他們道謝。
想也知道這只是客套話，要是我真的回來坐坐，他們肯定不會給我好臉色看。畢竟我也曾經對傻傻當真而回來探視的前輩不予置評、無言以對。

坐進專車的後座，搖下車窗，全體員工圍著車子向我道別、朝我揮手，這是生前告別式，黑頭車靜靜地在大家的歡送下開動，這時要是再長按一聲喇叭，真的就跟出殯沒兩樣了。
車子才往前開沒幾步，我回頭看，已經沒有半個人影。大家全都頭也不回地回到辦公室，有人準備下班回家，有人繼續未完的業務，公司又恢復平常的運作。
即使我不在了。
也不會有人感到寂寞。

專車從位於文京區千駄木的公司直線開往我位在大田區北千束的家。最後，是以這種方式走在長達四十年的上下班通勤路上嗎？果然是施捨沒錯。
昭和四十七（一九七二年）年進入萬邦銀行的男性大學畢業生一共有兩百人，所有人皆為一流大學畢業，說是一時之選的精銳部隊也不為過。
那時覺得：「哦，接下來要跟這些人競爭啊！」老實說，雖然沒有任何根據，但我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會輸給他們。
從「普通班」到南部高中、考上東大法律系、進入萬邦銀行的成績給了我無比堅定的自信，認為只要有心，沒有任何事能難得倒我。
完全預想不到未來會有多嚴峻的考驗，只覺得前方充滿希望，令我興奮得幾乎渾身顫抖。
命運似乎為了印證我的感受，將我分配到日本橋分行。

萬邦銀行有所謂「三巨頭」的分行，分別是日本橋分行、新橋分行、人形町分行。
這三大分行的分行長都能進入董事會，而且三巨頭當中的第一把交椅正是日本橋分行。
同期兩百人的精銳部隊中，只有十個人被分配到這三處。
儘管還是搞不清楚狀況的菜鳥行員，但我果然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吧—我會這麼想，與其說是自視甚高，毋寧說是正常年輕人都會有的健全想法。
我在日本橋分行擔任窗口及庶務等內勤工作，約半年左右就被調到業務單位。工作很有趣，成績也還不錯，誰都看得出上頭對我讚譽有加。
我猜大型商業銀行應該都大同小異，以萬邦銀行為例，進公司三年後，薪水就會出現差異，被看中的人到了第六年就能擔任管理職，薪水會大幅增加，職位也有所不同。
我當然是被選中的人，從日本橋分行調到大手町的總部。同期雀屏中選的共七十一人，才經過六年，就只剩下三分之一。
在那之後，我便一直待在總部，在業務開發部盡情大展身手。
開發符合時代潮流的金融商品其實很好玩，還得留意其他銀行的動向，充滿令人頭皮發麻的快感，既緊張又刺激，就連左支右絀的時候也別有一番樂趣。
主管說：「只要不違反社會正義，不會傷害到旁人，想做什麼都可以。」
大概是在我身上看到他那種豪氣干雲的模樣吧！主管十分器重我。
我的位階從課長、次長一路順利地過關斬將，升到部長、分行長。起初和我搶位子的七十一位同期，到了分行長這關淘汰到剩下二十人。進公司十六年，競爭對手只剩下十分之一。
我三十九歲的時候被拔擢為最年輕的分行長，然後在總部的某個小單位擔任部長，四十三歲成為業務開發部長。

這時候是我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雖然不願意這麼想，但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如此。
我在銀行內昂首闊步，走路有風，深受同事的仰仗，主力客戶也很信賴我，感覺活力從體內泉湧而出、源源不絕，每天都非常期待明天的到來。
明天會是怎樣的一天呢？
這輩子只有小學一頭熱採集昆蟲的暑假及四十多歲的那段時期有過這種感覺。

我在四十五歲的時候當上企劃部副部長。
如此一來，董事會無疑已經進入射程範圍之內。總部的總務、人事、企劃等管理單位副部長都是進入董事會的必經之路。從這裡出發，快的話四十八、九歲就能成為公司的董事。
從我對公司的貢獻、實際成績、顧客的信賴及公司內部的人望來看，很有機會在五十歲前當上董事，公司裡也流傳著「下個董事不是田代就是西本」的耳語。
我與西本徹同時進公司，兩百位同期中，最後只剩他和我存活下來，西本在國際總部的名聲十分響亮。
然而，如果要考慮對萬邦銀行而言，由誰擔任董事對公司比較有利，當然要選於經營直接相關單位上有實戰經驗、實際成績及廣闊人脈的我。
話是這麼說，但我有一個絕對的劣勢。
要選誰當新董事由經營會議決定，會議成員由各單位的負責人組成，他們會從自己負責的單位推舉新的董事候選人。
問題是，對我有極高評價的人卻無法參加經營會議。
而西本在這方面占了上風。
不僅他的直屬上司國際總部長是與會成員，副行長也是他在倫敦分行的前上司。這兩人都站在西本那邊，說是師父也不為過，我的劣勢也成了行員茶餘飯後的話題。
就算是這樣，也還是選我當董事比較有利，經營會議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
在這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時代，還想用「看在某某人的份上」這種落伍的人情牌打通關嗎？
雖然這樣說，我還是不免有些擔心—但也同時充滿自信，就算過程產生點爭議，相信經營會議到最後還是會選擇我。
當時萬邦銀行已經由三家銀行合併，改名為「立花銀行」，我的自信也源自於合併當時的努力。
名為合併，其實是萬邦銀行併吞另外兩家銀行。雖說當時我還是菜鳥，仍竭盡全力地協助上司。
而且在我升上次長、部長之後，也沒忘記要籠絡來自其他兩家銀行的人，打點得滴水不漏。
上頭也很清楚我的本事，不用說也知道，比起一直待在國際總部面對外國人的西本，顯然是由隨時站在國內第一線、面對牛鬼蛇神一輩子的我當董事比較放心。
無奈，事與願違。

四十九歲的某一天，上頭突然要我去「立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我這時才知道，當人過度吃驚的時候，腦子裡會變得冷颼颼的。
經常聽到有人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腦中一片空白」，才明白這只是一種形容。一切發生得太快，我連強裝鎮定都辦不到，整張臉都僵掉了，只能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我被貶到子公司了」。
新科董事果然是西本沒錯，當然這也是他有本事，只是所謂的組織，除了本人的實力以及對公司的貢獻、人格、見識外，還有別的勢力在拔河。
明明心裡明白得很，還是從來沒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如此這般，四十九歲的春天，我被下放到「立花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當取締役總務部長。
工作很無聊、心情也很糟糕，但還是抱著一、兩年後就能回到總部的希望。
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做出成績來，好回到總部，就像從「普通班」爬到「資優班」那樣。
問題是，在這裡只要正確地用電腦處理好現金卡數據即可，根本沒有可以發揮才幹的工作。只要母公司立花銀行不倒，就不用擔心被辭退，整家公司充斥著得過且過、混吃等死的風氣，完全沒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