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出發之前
數千年來，大洋洲先民們坐在獨木舟上，單單憑著風向、水溫、魚群與太陽位置微妙的差異，就可以知道洋流的變化，以及眾多島嶼的相關位置。相較於十五世紀後才進入大航海時代的歐洲人來說，即使累積了可觀的航海知識，但在玻里尼西亞人的眼中，似乎一點用也沒有。最後，長老們嘆氣說道：「早知道出門只學些沒用的東西，還不如待在家。」
大部分的我們，應該都知道「為什麼出門」以及「如何回家」。無論在外流浪多久，終究會回到旅行的原點，也就是被我們稱之為「家」的地方。當然，家可能是物理性的場所，也可能是精神性的所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英格蘭的年輕人受到感召，前仆後繼地奔向歐陸，去打那場「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多年後有幸還鄉的孩子們，發現自己的房間，維持得和出門時一模一樣，不禁痛哭失聲。自己在戰場上變了，但「家」仍定格在某個魔法時刻，彷彿這些物件留在原地，就能夠留住那個稍縱即逝的美好，等待遊子的歸來，繼續完成未竟的生活。
這樣的情境，不僅發生在歷史課本中，也普遍存在於各地的觀光名勝。很多年前，我到挪威的 Troldhaugen 參觀作曲家葛利格（Edvard Grieg）的小屋，這是作曲家和妻子度過晚年的所在。小屋裡大部分的擺設仍維持著作曲家過世時的樣貌，墊在座椅上厚厚的貝多芬奏鳴曲琴譜全集，喝了幾口就放著的咖啡杯，書桌上甚至還有他剛上過墨的筆，以及沒譜完的樂曲。大文豪狄更斯、維克多．雨果、托爾斯泰、安徒生，藝術家文生．梵谷、莫內、畢卡索與達利的故居也差不多是如此場景。每當我隔著玻璃或繩子，觀看被凍結的時光，內心同時會冒出神聖與荒謬兩種相互抵觸的矛盾感受：這裡就是所有偉大的起點！但這樣就可以捉住什麼？留住什麼嗎？「家」只是象徵性地擺了幾樣東西的寓所嗎？
辛丑年節氣小滿過後，母親走完她多彩且多難的一生。結果，我和家人也做了相同的事，母親房裡的每件衣服、每一條毯子、每一本筆記、每一瓶藥罐、每一張收據，都維持原狀，和母親進入加護病房的那天一模一樣。
當我站在母親的臥榻前，才清楚意會到，枕頭上的凹痕、涼被上的縐摺、標示著日期、還有兩天就吃完的藥……「一模一樣」的家給了留下來的我們多大的安慰，彷彿她未曾遠去，只是離開一下下而已。當然，這些刻意保存的凌亂，延長我們對逝者的情感，同樣地，也延長了難以置信的空虛與哀慟。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世界就是我的家。
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家，就是我的世界。
飄泊多年後，最終，所想所念的，是我離開的家。
正如我多年前在某次訪談所說的：旅行，是為了找到回家的路。
早知道會發生的一切，我仍會選擇出發，浪跡天涯嗎？還是就此安分守己地，乖乖地待在家呢？旅行有意義嗎？待在家就真的廢嗎？想要了解「To Go or Not to Go」哈姆雷特式的命題，不僅需要蘇格拉底式惱人的窮追猛打，也要有一點點「You Go I Go」頭也不回地奮不顧身。觀光，或許輕而易舉，但旅行，從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即使路途遙遠艱險，滿布著困厄與苦澀，遺憾與後悔，多年後，再看看自己所走過的戰區、災區、疫區與委曲，我仍然在思索著旅行的意義（或有沒有意義？）這裡沒有刀切斧砍清晰明快的答案，也沒有百轉千回的哲學辯證，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旅途中的焦慮、懷疑、猶豫、害怕與逃避，在歷劫平安後，或許，唯一的安慰，是看到自己的房間和出門前一模一樣，如此一來，我們知道，生活不在他方，眼前的一切，就是我們擁有的全世界。

除了死，其他都只是擦傷
某次演講後座談，一名高中生拋出一個有趣的問題：
「請問，您外出旅行時，會做筆記嗎？會選擇特別去記錄哪些事？忽略哪些事嗎？決定哪些事應該記得？哪些不用？或者，有特定某類型的事會印象深刻？」
這真是個值得好好思考的問題啊！基本上，即使我們身處於同一個目的地，進行相同的旅程，每個人的回憶，還是會有所出入。你所記得的，可能是街角小販的咖哩魚丸，但我會想起旁邊書報攤上，擺放的雜誌封面。真的有去刻意記得某些事嗎？實際狀況應該更像是「大部分留存在記憶裡的，都是些無關緊要的小事」。
沒有特殊的記憶點，也沒多大的意義，簡而言之，純粹就是記得而已。
與其說，是我選擇了記憶，倒不如說是，記憶選擇了我。
記憶擁有多種特性，其中之一是哲學家所謂的「時間性」（Temporality）──一種對時間的內在知覺，它蘊含著某種「可以從經驗裡召喚新意義」的能力。所以，即使有兩個人對同一事件擁有完全重疊的視角與記憶，但事件仍可能賦予兩人截然不同的意義。
有趣的是，人對時間的意識並非一成不變，最簡單的例子，哲學家們就觀察到，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的一生似乎有點漫長，但只要跨過某些年齡門檻，時間感會隨著人變老而壓縮。以至於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資深公民們的心中，彷彿是昨天才發生一樣。
（現在的我，已經有這種感覺了。）
至於事件會不會儲存成記憶，極度取決於它的「脈絡」。大腦不會因為我們主觀地認定何者重要？哪個不重要？事情就能清晰地寫進記憶之中。例如九九乘法表，拉丁文動詞變化或元素週期表，雖然很重要，但怎樣都背不起來，而且考完試就忘了。
人類的記憶，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儲存資訊，記憶之所以，在於它能以某種形式幫助我們了解及預測周遭事物，唯有讓我們預測未來可能會發生事件的資訊，才是有用的記憶。這裡所謂的「脈絡」，就是現在與未來之間若有似無的聯結，關於大腦這方面的運作方式，像是一部被深鎖在黑暗無聲密室裡的超級電腦，它不曾，也不會直接和外界接觸、互動，以後也不可能會有這種經驗，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對它仍然所知不多。總之，記憶是一種很玄的東西，總以它神秘的方式銘刻在我們心底。
話說回來，旅行是許多人選擇創造回憶，或逃避回憶的外在形式。形單影隻地漫遊、小兩口浪漫、一夥人狂歡，重大變故後的出走，想要為彼此「多留些什麼」的念頭……還有太多的可能，都是我們離開家的理由。而創造「美麗的回憶」似乎是出門最好的藉口，許多人把它視為我們人生最重要的無形資產，因為旅行，我們有機會變得「更棒」、「更出色」、「更不一樣」，成為更好的人，所以人類花大把鈔票，將自己放在陌生與無知之中。
不過，一直待在家，我們就不會變成更好的人嗎？
至少，我們可以這麼想像，旅行也好，待在家也罷，都不致讓我們成為更好，或更糟的人。


寫作也是一種旅行

以我個人的經驗，寫作也是旅行，一種在回憶或想像裡山遙水遠的精神跋涉。
基本上，我先是個旅人，然後才成為作家，但除了形式不同以外，內在歷程卻十分相似，即使在自己筆下創造出來的世界，無論是書寫還是再次閱讀，都具有某種疏離的既視感：那是我，又好像不完全是我。
這正是所有旅人面對回憶時的反應。
借用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最為人傳頌的那句話：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擁有各自的不幸。」
用我的話來說：「所有平安的旅程都是大同小異的，但不幸的旅程各有各自的不幸。」交通誤點、遺失重要東西、不理想的天氣、狀況百出的飯店、不友善的對待……這都是旅行中常見的突發狀況，但是遠遊時所遭遇的傷病疼痛，似乎會讓旅行的感受更加深刻強烈，日後的記憶也更生動鮮明。
感冒、發燒、對飯店床單過敏，或是吃到不新鮮食物而腸胃不適，我想，大多數的人，旅行時總會遇到個三兩次，但對我來說，這樣的回憶似乎是多了一點。
首先來聊聊令人難忘的屈公病，它是熱帶地區特有的傳染病，主要盛行在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出沒的地區。當時，我人在衣索比亞西南部，一座名為孔索（Konso）的小城。一開始以為是舟車勞頓後的疲憊，但休息了幾天，體力卻沒有恢復，某天早上，就在我掙扎要不要繼續旅行時，突然在梯間跌倒，我從二樓滾了下來──因為我的膝關節及背脊不知為什麼腫脹變形，突如其來的劇痛，讓我一定得彎腰駝背才能走路，幾天後，關節炎自動升級到厭世的等級，自己像是被一千輛卡車撞過，或是被一輛卡車撞一千次。屈公病有時也音譯為「契昆根亞熱」（Fièvre Chikungunya），源自於馬孔德語（Makonde language）的「kungunyala」，意思是「彎曲／扭曲的東西」，關節變形是屈公病最大的特色。
除了關節痛，我的體溫飆升到四十度，身上冒出沒看過的疹子、掉頭髮、莫名其妙地想哭，也開始出現幻覺。
「我躺在屋頂可打開的小房間，盯著天花板……我聽著呻吟、尖叫、咆哮，置身於慌亂、隨機，由零碎情欲的晦暗夢魘……」
臥病的那幾天，除了偶爾想吐外，大部分時間像極了威廉．布洛斯小說《裸體午餐》筆下的歐布萊恩：恍惚、自我懷疑、情緒低落，並持續在多愁善感的暈眩裡打轉。
有時候，遠方偶爾傳來若有似無的鼓聲，混搭著關節變形的痛楚與久久不退的高燒，每個擊鼓點都是我的疼痛點，身體的痛楚隨著節奏的強弱變化，痛，很痛，非常痛。感染後痊癒就終身免疫的屈公病，成為我東非之旅最「刻骨」的回憶。
另一項我懷疑蚊子也有參與的回憶，則發生在象牙海岸。
一開始腳踝外側像是被蟲叮了一小包，所以也只是擦擦藥草草了事。差不多兩週後，感覺上像是被叮一小口的區域變大了，重點是「沒有任何的痛楚」，正當我走在大巴薩姆（Grand-Bassam）古老的街道，感嘆頹圮迷人的殖民建築時，我腳踝上那一大塊巴掌面積連皮帶肉的患部，無預警地掉了下來，重點是「仍然沒感覺」。我知道無痛分娩，但這種觸目驚心的無感剝離還真的是第一次。任何人面對血淋淋一塊血肉硬生生被剝掉，正常人都會覺得恐怖吧！到了「找了很久」的診所後，白髮蒼蒼的老醫師以好聽得不得了的法國腔英語告訴我：
「這是細菌感染，Ulcère de Buruli。」
「什麼？」
「這是潰瘍的一種，有點麻煩。」
「那要如何治療才會痊癒？」
醫師意味深長地看著我，然後視線飄向窗外的藍天，「只要你在非洲，你是好不了的。」
這種怪病正式名稱為「布如里氏潰瘍」（Buruli ulcer），是一種由桿菌引發的皮膚病變。西非地區的原住民相信，罹患這種無痛無息的潰瘍，是觸犯惡靈的結果，大部分的患者會被他所屬的部落排擠，更慘的是驅逐出境。
「現代醫學知道它是什麼造成的，當然明白如何根治。」醫生開給我一大包夠全村人服用的抗生素，「你不用擔心，離開非洲就好了。」
除了奇怪的潰瘍外，有時候身體裡的不速之客，也會為旅行帶來小小的困擾。
在從非洲回來後的幾個月，我一直覺得膝蓋下緣有個不起眼的腫脹，有某種奇怪的異物感。
「醫生，這裡面好像有東西？」
「你太疑神疑鬼了，這看起來只是一般的粉瘤而已。」
「可是有時候會刺刺熱熱的……」
「你真的是太敏感了啦！」
拗不過我的哀求，醫生同意做進一步的檢查，所以，當他從裡面拉出一條像白色細麵狀蠕動的生物時，表情變得像是電影異形從身體裡鑽出來的驚恐模樣。
「這是什麼啊？」診療室裡從醫生到護士，還有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
又過了幾週，我收到來自醫學中心的報告，這是「麥地那龍線蟲」所造成的感染。收藏於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裡的古埃及醫典《埃伯斯紙草卷》（Ebers Papyrus）就鉅細靡遺地描寫過它。在《舊約．民數記》中在荒野中折磨以色列人的「火蛇」，也被懷疑是龍線蟲所造成的。西元前二世紀居住在亞歷山大港的阿伽撒爾基德斯（Agatarchide），在《論紅海》中也提到「在皮膚下蟄伏，鑽動，造成像燙傷一樣痛楚」的小蛇，算是最清楚的病歷紀錄。龍線蟲的學名 Dracunculiasis 源自拉丁文 dracunculus，意思是「小龍」。絕大部分的文獻顯示，被小龍纏上的病患「最多」會覺得生活有點不方便，但不至於危及性命。
但不管怎麼說，在自己的身體找到其他生物，的確是件可怕的事。


病痛的隱喻

日常現實中的疾患，與文學世界所虛構的病痛很不一樣。在生活中所發生的，會產生一種「這非看醫生不可」的病識感，從掛號、就診、服藥，自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標準程序，只要排除故障後，生活就可以繼續下去。
但文學所描述的病痛都比較誇張，總是與死亡比肩而行，畢竟，誰想看小說裡的角色不斷地腹瀉或流鼻水。與其說是描寫生理的不適，它更像闡述某種生命、道德，或社會的困境，看過狄福的《大疫年紀事》、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卡繆的《鼠疫》，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就知道。看不見的敵人，伴隨著隨處可見的死亡與恐慌，自詡為萬物之靈的智慧生命，卻在迷茫與苦悶中節節敗退，瘟疫成為心靈的試煉與磨難。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喬賽．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一九二二～二○一○）的《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描寫發生在架空的平行世界中，一種不明原因的白盲症，快速地在世界各地傳染擴散。這種症病不是讓人陷入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而是被一大片白光籠罩後讓人看不清楚，而這種疾病只要距離夠近就會感染，許多人因而被禁錮隔離於廢棄的精神病院裡。
《盲目》裡所有的對話都沒有引號，人物也沒有名字，閱讀這本書的同時，我們就好像閉上眼睛聽人說話。一個只有聲音，沒有臉的世界，薩拉馬戈透過「失明」探索人性在極端環境下如何回應。故事中僅有一位眼科醫生太太得以倖免，但為了照顧她的先生只好假裝也罹患白盲症。當然，薩拉馬戈的「盲目」是十足十的文學隱喻：
「失去眼裡的光亮，也就同時失去了對人的尊重。」
當一個人看不見時，或許周遭的人會伸出援手，展現同情。但全世界都看不見時──「你有比較可憐嗎？」「憑什麼你有特別待遇？」「我們比你更慘！」憐憫就會被無可妥協的無情冷漠所取代。
疾病，不僅僅只是生理上的隱喻，更是精神文明困境的有力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