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羅馬人的政治智慧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羅馬史有許多讀法。有依照編年順序來交代羅馬境內發生之人地時事物的通史；或是一連串有趣人物的詳細傳記，特別是大人物和羅馬皇帝；或如米拉(Fergus Millar)教授討論帝國每個行省歷史後，所加總起來的羅馬史；甚至使用數字資訊及圖表，一眼之下便能看到某主題狀況的羅馬史；其他如The Great Courses出版的教學影帶、BBC製作的影片或Youtube推陳出新、但良莠不一的網路節目等等。但凡是強調學術品質的羅馬史，讀起來都蠻費力氣，充滿技術性細節及枯燥考證辯論。因此如何同時讓一般對羅馬史有興趣的讀者能大致無誤地、且輕鬆自如去接觸這人類歷史的奇觀，便需要結合學術研究功力、有效知識溝通能力以及非凡的敘述文采。日本知名作家塩野七生多冊的《羅馬人的故事》，便希望以充滿想像力的文筆，以故事般的方式詳細講述羅馬人成就的「豐功偉業」(res gestae)。她的努力獲得極大的肯定。這套作品除了在日本暢銷超過三十年，透過翻譯也是華文世界裡有關羅馬史最受歡迎的著作。

但我們首先要問：為何是羅馬？

傳統上義大利半島的羅馬城邦被認為誕生在西元前七五三年，是當時地中海四處星羅棋布的上千城邦之一。在她東方的希臘有文化早熟的希臘城邦，如雅典及科林斯，南方的北非則有善於海洋冒險的腓尼基城邦，如迦太基，往北則是影響羅馬文化至深的伊特魯里亞十二城，但最後只有羅馬發展成橫跨地中海的世界帝國，甚至至今仍是帝國典範。所以為何羅馬能，而其他城邦不能？這箇中奧祕是羅馬人傑出的政治智慧，知道如何結合不同文化及社區的人，在他們包容且智慧的領導下同心協力，造就出結合東方希臘、西方拉丁以及（從四世紀起）猶太基督教文化的人類共同社區，其影響力至今不衰。

羅馬歷史在斷代上分為王政（前七五三～前五○九年）、共和（前五○九～前二十七年，又可細分為早、中、晚三期）及帝國三個時期；帝國部份又分為早期帝國「元首政治」(Principate)時期（前二十七～二三五年）、黑暗時期（二三五～二八四年）以及晚期帝國「主宰政治」(Dominate)時期（二八四～？年）。但帝國何時結束？傳統年代為四七六年，因為當時控制羅馬的日耳曼軍閥決定不想在羅馬冊立新皇帝，轉而獨尊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為帝國的唯一皇帝，因此羅馬帝國於四七六年在西方正式終結。這純粹是從憲法觀點著眼，也是作者塩野七生作品結束之處。但東帝國除延續羅馬命脈外，直到一四五三年才被鄂圖曼土耳其攻陷。另一方面，羅馬在東哥德國王統治下，一般人民仍過著之前習慣的生活，繼續享受免費的「麵包與娛樂」，想必不太意識到羅馬帝國已經「滅亡」。之後西帝國各地出現的日耳曼後繼國家(successive states)，仍以不同形式延續羅馬的文化及典章制度，而正是透過這些「野蠻」日耳曼民族建立的後繼國家，羅馬各方面成就以不同形式保存下來。這些塩野在《羅馬人的故事XV──羅馬世界的終曲》亦多所著墨。

以下我將就羅馬人如何在共和、早期帝國元首政治及晚期帝國主宰政治等三個時期，以他們獨具的政治天分，設計體制，提供共同社區的政治架構，結合帝國的人民及土地，讓他們過著「羅馬人的故事」的生活。

羅馬共和時期的政治智慧

羅馬王政時期塑造了羅馬的文化、宗教及許多體制，創造出一個有強烈宗族色彩以及尊重祖宗成法（mos maiorum，或「大多數人作法」）的保守、但講求實際的國家。羅馬這時的「王」(rex)是眾貴族之首，而強大的世家元老貴族(patricians)是各強大氏族的家長(pater familias)，構成元老院(curia)，提供王建議並接受諮詢。元老領導追隨的家族及地區社群，甚至擁兵自重。西元前五○九年，最後一位王（驕傲的塔奎尼烏斯）獨裁濫權，引發公憤，被貴族革命推翻，建立共和。這共和是指這群元老菁英、而非所有羅馬人的共和。貴族壟斷所有象徵政治權力的官職，同時制定權力分享的原則（如同僚制〔collegiate〕、一年為期、輪替以及嚴謹的官秩晉升〔cursus honorum〕），讓權力在僅數以百計的貴族中能有秩序地輪流分享。共和貴族統治團體就像個魔術圈，高度排外，但更防範任何圈內人變得專制獨裁，出現另個王。

正是這群集體領導的元老貴族開啟羅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歷史。當時羅馬已經採用地中海世界盛行、以小農平民為骨幹的重裝民兵制度(militia)。這些小農民兵在共和貴族領導下，承擔征服任務，卻無法分享征戰果實及政治權力，於是在前四九四年首度和元老攤牌，開始「階層鬥爭」(conflict of orders)的歷史。他們以集體退出羅馬、杯葛拒戰、強迫讓步為手段，最後爭取到保護平民(plebs)權益的護民官和平民議會的設立。平民獲得讓步後，立即加入征服拉丁姆平原的戰役，獲得成功。類似階層鬥爭也發生在如前四四九年，導致十二銅表法的公布；或前三六七年，促成執政官必須至少一人為平民；最後是前二八七年通過立法(Lex Hortensia)，規定護民官主持平民議會通過的「平民決議」(plebiscitum)形同「法律」(lex)，成功化解階層的矛盾。

羅馬人在這兩百多年的階層衝突中，透露出貴族及平民雙方願意以和平方式協商出彼此都願意接受的共同點，凝聚更高的社會共識，促成更團結的羅馬社區，而這又累積成進一步擴張的動力。每次階層鬥爭以及政治改革，都導致更多的征服；而征服則又促成下次的鬥爭及改革。這兩相循環的共享歷史經驗，累積成極大的發展動能，更凝聚羅馬人對國家的認同。當前二八七年階層鬥爭的改革完成後，羅馬也在前二七五年征服、統一義大利。

這種追求政治和諧及凝聚共識的努力不僅發生在內部，也出現在羅馬對待敵人。地中海其他地方發生戰爭時，戰敗方常面臨被屠城、奴役及滅國的命運，但善戰的羅馬人在擊敗對手後，雖仍會要求賠償、懲凶及割讓土地，卻更常化敵為友，締約結盟。這對死裡逃生的戰敗國而言無異於是種恩典；他們若持續維持忠誠，有時甚至能獲得羅馬公民權。這擴大羅馬規模，增添戰力，而且越是擴張，實力越加雄厚，有如滾雪球。羅馬與這些戰敗國透過簽約結盟，最後形成一個唯羅馬馬首是瞻的「羅馬聯盟」。這些盟友在與羅馬人並肩作戰過程中，分享共同的歷史經驗，促成他們「羅馬化」。這種羅馬內部改革及對外擴張攜手並進、相互促成、團結義大利，是羅馬早期共和（前五○九～前二六四年）的最大成果，為接下來的羅馬海外擴張奠定基礎，充分顯示出羅馬人對內及對外包容以及凝聚團結的政治智慧。

但羅馬何以願意如此慷慨分享公民權？這並非全然無私。羅馬政權始終控制在元老寡頭手中，這種和外人分享基本的公民權雖帶來權益及保護，但不致於影響元老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卻讓他們擁有愈來愈多的資源。最後羅馬強大到甚至可以同時進行多場戰爭以及承受多次戰事失利，而這在古代世界其他地方是絕無僅有。反觀來說，希臘城邦因為不願分享公民權，使得城邦始終維持小國寡民的規格，無法在資源及規模上升級。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或以雅典為首的提洛聯盟，充其量不過都是獨立城邦的集合體，一旦有重大挫折或衝突，便應聲瓦解。即使是亞歷山大的帝國，也十分脆弱，隨著他的死去，帝國立即裂解。相反地，例如羅馬在前二一八～前二一六年曾連續三次受漢尼拔重挫，傷亡極為慘重。但絕大多數羅馬盟友卻始終忠誠，屹立不搖，因為羅馬的利益便是他們的利益。他們已經形成命運共同體，而這是羅馬真正強大的原因。

羅馬在前二六四年發動第一次布尼克戰役時，有豐富領導經驗的羅馬元老菁英領導羅馬聯盟所組織起來的龐大資源，挑戰當時西地中海霸權迦太基，開啟羅馬征服地中海的序曲，這也是塩野從《羅馬人的故事II──漢尼拔戰記》開始精彩且詳盡的故事起點，因為從這時刻起，希臘化時代史家波力比維斯的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當前二一八年羅馬和迦太基發生第二次戰爭時，東方希臘化王國也因故捲入衝突，波力比維斯認為當時已知世界各地從此「纏結」(symploke)一起，世界史成為整體，而羅馬正是這世界的中心。他探究羅馬迅速崛起的原因時，特別強調羅馬混合及平衡的政體(politeia)是其中的祕訣，因為這讓羅馬所有階層的人都有政治發聲的機會。政體之於國家，宛如靈魂之於身體，因此羅馬國家的成功正是由於羅馬人的政治智慧。

如果羅馬花費兩百三十多年統一義大利，那她以約百年征服西地中海，更僅花費約三十年時間征服東地中海，速度有如閃電，將地中海變成「我們的海」(Mare Nostrum)，成為「世界帝國」。這是波力比維斯讚嘆的輝煌羅馬中期共和（前二六四～前一三三年）！但波力比維斯在同時間也見證到迦太基及科林斯屠城毀滅的命運，開始懷疑羅馬建立世界帝國這歷史奇觀背後，必須付出何種代價。即使在勝利的羅馬一方，長期異地遠征讓羅馬及盟友的小農戰士在回鄉後，常面臨家園破碎、妻離子散，淪為普羅無產階級，失去戰士資格的困境，結果羅馬戰力急速消退。另方面，擴張所帶來的龐大利益往往被愈來愈少的菁英壟斷，使得高層政治競爭更為激烈，結果成者鯉躍龍門，敗者粉身碎骨，永無翻身之地。整個社會完全脫序。羅馬現在因為成功而開始承受種種預期不到的苦果。

正是在這背景下出現了前一三三年的格拉古兄弟改革，開啟動蕩不安的晚期共和史（前一三三～前二十七年）。他們以護民官身份通過法律，強力推動土地改革，聯手新崛起的騎士階級，甚至籠絡擁兵自重的軍閥，成功挑戰元老菁英的傳統統治。格拉古兄弟打開政治的潘朵拉盒子，從根本上動搖到羅馬統治階層。這便是羅馬史權威塞姆(Ronald Syme)所稱的「羅馬革命」，將陸續點燃同盟者戰爭、奴隸戰爭、東方王國及行省叛亂、海盜四處肆虐橫行，甚至是慘烈的內戰，有如政治連環爆，使得整個國家瀕臨崩解。

武力因此成為政治發聲權的唯一依據。共和垂死前出現的兩次「三巨頭政治」(triumvirate)，意味著羅馬共和已經淪落到由三位軍閥控制的局面。當屋大維在前三十一年於亞克興擊敗安東尼，成為唯一掌控武力的人物，更宣告共和終結。元老菁英階級因為近五百年的共和傳統，自視統治為天命，堅定守護既得利益，不願如早期共和願意與廣大的受治子民進行協商，進行必要改革，使得共和宛如失速列車，衝向自毀，需對共和覆亡負最大的責任。

早期羅馬帝國元首政治的政治智慧

凱撒在擊敗龐培後，曾批評共和貴族領袖蘇拉不負責地放棄兵權，相信共和會自行恢復運作，結果只是內戰動亂。凱撒因此毫不掩飾共和已死，堅持唯有赤裸權力為真，看待其他共和貴族如下屬，甚至被認為企圖為王，刺激了視統治為天命的元老貴族團體，導致暗殺。他的繼承人屋大維在內戰勝出後，殷鑑不遠，設法在蘇拉及凱撒這兩個極端立場中取得微妙的平衡。最後他以尊重共和的表象（以免殺身之禍）來掩飾他是軍事獨裁者的本質（以免國家動亂）。

他自稱為「第一公民」(princeps)，這是羅馬對最資深元老的稱呼，在院會中優先發言，是十分「共和」的稱謂；但這頭銜在手握全部兵權的他手上，無異於皇帝的符碼，因為其他人如何資深，都將無法使用。他自比為「眾人之首」(primus inter pares)，這也有相同意趣：他跟大家一樣、但又不一樣。這些都透露出屋大維要在共和表象及獨裁實質的虛實之間取得平衡，巧妙操作，讓共和貴族即使不滿意、仍願意接受，但又不動搖他專制獨裁的事實。這便是「元首政治」。屋大維在前二十七年與元老院達成如何分配權力及責任的協議，同年也獲得「奧古斯都」的稱號。奧古斯都以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在位長達四十一年，使得羅馬得以十分平順地從共和過渡到帝國。我們因此以這次政治協商發生的時間為帝國的開始。之後元首政治的內容會不斷微調，但都是朝著加強獨裁、削弱共和的方向前進。

這種要在共和表象及獨裁實質間取得平衡的元首政治，卻有致命弱點：元首權力是由元老院頒贈，象徵共和，那奧古斯都要如何轉移他實質的權力給他屬意的接班人？當他在位時，他積極、但低調地培養接班人，小心不戳破共和表象，但最後仍被迫憑藉著自己無比的威望(auctoritas)建立王朝。但當尼祿在六十八年因失德，耗盡奧古斯都的餘蔭，被迫自盡時，由內戰中勝出的維斯帕先(Vespasian)建立新王朝。元老出身的史家塔西圖斯(Tacitus)對此評論說：這帝國的祕密被揭曉，皇帝可以在羅馬之外的地方被製造出來。當維斯帕先進入羅馬，元老院立即以包裹表決，行禮如儀地將所有皇帝權力交給新皇帝，因為懾於皇帝駭人的武力。「元首」已無須在虛實之間細膩操作。另方面，皇帝仍須重用治理經驗豐富的元老階級，擔任施政左右手；但元老的地位也被逐漸受重用的騎士階級及在羅馬服務的行省菁英所取代、稀釋。所有人逐漸地都成為皇帝的人馬，唯他的旨意是從。共和集體統治的傳統已經遠去無蹤！

皇帝又如何統治面積廣達五百萬平方公里及五千萬人口的大帝國呢？首先，希臘羅馬古典世界是城邦的世界，而羅馬即使經過七、八百年的發展，在形式上仍是結構簡單的城邦，而沒發展出後來帝國常見的複雜中央組織及官僚系統。一位二世紀演說家亞利斯泰迪斯(Aristides)說：「帝國像是以羅馬為首的城邦聯盟。」這話點出羅馬如何統治帝國的祕密。

帝國是由各地城邦所組成的世界，而羅馬宛如城邦之首，正如元首是眾人之首。羅馬一方面以強大的兵團保證「羅馬和平」(Pax Romana)，提供經濟發展的環境，同時保證地方菁英在地領導及治理。地方菁英投桃報李，接受羅馬指令，認同羅馬利益為自身利益，進行地方自治，為帝國執行徵稅徵兵的功能。這彷彿「羅馬聯盟 」構想擴大運用到帝國上。地方願意配合羅馬施政，是帝國各地「羅馬化」的最大動力來源。這意味著整個帝國是由羅馬以及那些享有羅馬和平、肯定羅馬統治，主動願意合作的地方城邦來一起經營治理。

用比喻來說：地中海各地城邦像是簡配的電腦，由羅馬透過巧妙的軟體（如包容的統治政策、法律系統及意識型態等等），在安全方便交通的網路環境中給串連起來，同步進行雲端運算，執行出複雜的帝國功能。所以羅馬發出指令後，便由下而上一起運作，形成極有效率、但經營成本卻極低的帝國體系。干塞(Peter Garnsey)及賽勒(Richard Saller)教授認為在羅馬五賢帝鼎盛時期，羅馬是以不到兩百位的官僚來經營這龐大的帝國！

晚期羅馬帝國主宰政治的政治智慧

元首政治期間「羅馬和平」大致能夠維持。但從二三五年起，羅馬出現一波波外族突破邊疆，讓羅馬兵團疲於奔命；內部則是王朝崩潰，內戰頻仍，政權更迭；天災、瘟疫及歉收經常發生。這些因素惡性循環，使得地方菁英破產，無力治理地方，而許多地方崩然瓦解陷入黑暗時期，整個帝國在瀕死狀態。傳統歷史敘述認為羅馬黑暗時期是史料極度貧乏、政績乏善可陳的時代。但我們或許應該以熊彼得(J. A. Schumpeter)的「創造性破壞」觀點，重新審視這時期：羅馬人決定將元首政治打掉重練。結果羅馬在歷經黑暗時期後，非但沒滅亡，反而以全新面貌開始另一段同樣豐富的歷史。庫利科斯基(Michael Kulikowski)甚至稱這現象為「帝國的勝利」。

首先，戴克里先在二八四年以軍人之姿入主羅馬中央，延攬各地菁英為國家效勞，建立複雜的科層官僚制度，以強大的中央來全面主導改革，帶動地方。而在這過程中，皇帝由親民形象的「元首」，轉變為只可遠觀、不可近褻的「主宰」(dominus)、甚至在世「神明」(deus)。我們因此稱呼晚期羅馬的歷史為「主宰政治」。在元首政治時期，羅馬中央發出指令徵稅徵兵，地方則主動由下而上響應；但在主宰政治時期，地方治理已經崩潰，因此由中央包山包海，直接派出無數各級官僚執行任務。戴克里先因為帝國疆域浩瀚、人口眾多，為治理方便，先將帝國一分為二、再分為四。他為了治理方便，開始限制人民遷徙、行業轉換、財產交易，並開始編定預算及稅收需求，並定期執行財產人口普查，甚至為了壓制通膨而發布最高物價指令的高度干預政策。這些顯示出晚期羅馬帝國的主宰政治是由上而下統治，形成高度管制的社會，與我們現在熟悉的帝國型態較為相似，但卻與之前元首政治的帝國大相徑庭。這種極為耗能、頭重腳輕的治理方式，卻是因應當時地方治理及基層架構已經瓦解，而不得不採取的實際作為。

君士坦丁繼續戴克里先的復興，但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並在東方建立一座基督教的新城：君士坦丁堡。這決定具有極大歷史意義，因為這將羅馬帝國整合的希臘、拉丁及猶太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傳遞到更為偏遠的斯拉夫世界。君士坦丁基督教化帝國為帝國帶來強化的因素，而他引進愈來愈多外族進入軍隊服務，也是反映現實需求。「叛教者」皇帝朱利亞努斯(Julianus)批評君士坦丁進行了另場「羅馬革命」：他基督教化，且蠻族化帝國；這些對他來說，都悖離羅馬的祖宗傳統。但歷史是站在君士坦丁這邊。最後「主宰政治」的政治智慧使得羅馬帝國繼續延壽將近兩百年或甚至千年。如今若是任何帝國以羅馬帝國為師，或許是以這主宰政治的結構為模範。。

以上介紹這些不同時代的羅馬政府治理，證明政治智慧是羅馬人的天分。他們會審時度勢，以強烈的現實感來設計出不同體制，將不同的人群結合起來，建立共存共榮的共同社區。我覺得這些成就比哲學或悲劇等更為具體、更為普遍、更為切身，但一樣永恆。羅馬人誠如奧古斯都時代的帝國詩人維吉爾所指出，這樣的政治智慧更是羅馬人的天命：

羅馬人，切記要以你的力氣去統治
大地諸民族，因為你的技藝是這些：
去綏靖平定，去施加法律的統治，
寬恕被征服的，擊潰那桀驁不馴的。(Aeneid 6.1151-1154)